泗水算命的 从抗日司令到皇协军司令山东泗水最大的汉奸张显荣的兴衰史

从抗日司令到皇协军司令山东泗水最大的汉奸张显荣的兴衰史

抗战前后，张显荣作为泗南山区最大的一股地方武装司令，曾名噪一时。他做过好事，但更多的还是坏事，给泗南山区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最后以汉奸身份了结了一生。

一、早年经历

张显荣于1897年出生在山东省泗水县张庄乡西蒲峪河村。其父张秀刚以做买卖谋生，主要经营杂货。因买卖兴隆，发迹亦快，后又在济南买了地皮，设置了铺面，并在村里置了几百亩地，一跃成为村里的首户。其叔父张秀伦自幼饱读四书五经，是周围村庄有名望的私塾先生。张显荣作为长房长孙，成了张家的掌上明珠，七岁就被送往“南学”，跟叔父读私塾。

十几个春秋后，张显荣已出落成一个才貌出众的青年。这时，张秀刚年事已高，掌管如此大的家业和买卖，委感有些力不从心。看到大儿子已长大成人，遂将张显荣接往济南，跟其学做生意，以继承他苦心经营的产业。

由于张显荣生性乖巧，聪明灵俐，两年之后，已对整个铺面应付裕如。张秀刚看儿子羽毛已丰满，能够支撑门面了，加之年老体弱，怀念故土，遂将济南的生意全部交给了张显荣，返回故里去了。

正值张显荣在生意场上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之际，老父不幸故去的噩耗传来，他草草安排一下铺面，返回故里奔丧。在处理丧事期间，他看到弟弟是个花花公子，偌大一个家业无人料理，决定将济南的铺子变卖掉，在村子里亦农亦商。张显荣兄弟俩在村子里又置起了杂货铺，先只经营一些日用杂货，后做起了贩大牛和枪药等大宗买卖，日子越来越红火。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7年，山东惯匪刘黑七部来到张的家乡，将该地抢劫一空，张显荣的家产当然不会幸免。经此劫难，张显荣看出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势和钱财，组织周围十几个村子的农民，在其村东小土山上修起了土围子。又将杂货铺卖掉，买了部分枪支，挑选了部分年轻力壮的农民为其守围子。然后，张显荣将其家属、金银细软全部搬进围子，在山上当起了大王。

这时的张显荣已沾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特别是聚赌已成嗜好。先是与周围村子的赌徒聚会，后连邹县、曲阜、费县的一些大赌棍也来此较量，围子里俨然成了个大赌场。几年的功夫，在这赌场输赢的变幻中，张显荣的产业犹如茧中抽丝，丝出茧空，家景每况愈下。

俗话说：“祸不单行”。正当张显荣在赌场上输红眼的时候，因赌场上的纠纷，他又被人在曲阜县长面前告了一状。曲阜县长派人将其妻子张氏及弟张显林捕押到曲阜（国民党时可越境办案）。张显荣只得求亲告友，变卖家产，凑了一笔钱，经邹县城前乡水泊的三番子头领周天吉从中斡旋，方将人保出。

经此一番折腾，张显荣悟到：在这举世扰攘，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世道里，没有一个强硬的靠山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想到了邹县三番子头目周天吉。

“三番子”，俗称“家礼”，亦叫“安清道义会”，源于宣统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将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赶下台，溥仪逃往日本。在日本反动政府的支持下，溥仪意欲东山再起，恢复帝制，遂用“安清道义会”的名义笼络人心。然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溥仪的美梦破灭了，但这种道会门却延续了下来，被一些地方势力派利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番子内部是论资排辈的，分为大（22）、通（23）、悟（24）、孚（25）。在鲁南一带，较大的三番子头子都是大（22）。周天吉是曲泗邹一带最大的三番子头目。他大开会门，广收徒弟。上至官府官员，下至三教九流，都有他的门徒。在鲁南山区，他算得上是个一手遮天的人物。

周天吉为了扩大势力，控制泗南山区、也早看中了张显荣。所以在张显荣家遭不幸求他帮忙时，他马上找在曲阜当县长的徒弟通融，将张的妻子和弟弟放了出来。对此，张显荣感激涕零，决心认周为师父。

张显荣抬着重礼到邹县周天吉处，按入会的仪式拜周天吉为师，排辈为通（23）。周授命他回去“大开善门，广收门徒。”这次拜师，成了张显荣生活的转折点，于是他借助三番子势力，扶摇直上。

二、拼凑队伍

张显荣从邹县回来后，根据周天吉的授意，大量发展三番子信徒。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还未到鲁南，国民党军队及其政府坐吃山空却早已望风而逃。在这个空隙之间，鲁南各地土顽、地主等以抗日为名，拉起了游击队，自称司令。一时之间，鲁南遍插大王旗，司令多如牛毛，仅泗水就有十几个。

张显荣看时机已到，遂以三番子门徒为骨干，以张庄为中心，拉起了抗日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副大队长李庆生（张庄街人）。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长孙铭德（邹县圈里人），二中队长张秀之（邹县黑石人），三中队长王丙坤（张庄街人）。周天吉又派了一些徒弟来辅佐张显荣。

1938年1月4日，日军占领泗水城，泗水县国民党县长秦载敬携款和枪支逃到北孙徐李延寿处，想组织武装阻止日军南侵。他问李延寿：“泗南山区谁的武装力量强？”李答：“张庄的张显荣。”于是秦调张显荣到孙徐共商抗日大计，并将李延寿与张显荣的人员合编为一个支队，李延寿任支队司令，张显荣任副司令，张继安任参谋长。下设两个营，一营长张显林，二营长李学荣。

但这支队伍纯系乌合之众，心怀各异，当听到日军进攻的消息时，亦为鸟兽散。

张显荣趁机抢掠了一些枪支、弹药，回到张庄继续扩兵，势力不断壮大。随后，一些小股地方武装也不断来入伙。

1938年初，滕县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司令杨士元来到张庄，与张显荣部一块活动。

杨士元，滕县人，原是阎锡山的一个师长，因旧军阀内部互相倾轧被挤掉，解甲后在滕县私立“滕文中学”任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见重整旗鼓的时机已到，遂建立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下设招编、政训等处。为扩充军队，杨亲自带着一部分装备精良的人员来到张庄。

张显荣为了得到杨士元的给养和武器，与杨拜了“把子”，结为“金兰”之好。张庄街上贴满了他们互相吹捧的大标语，这边是“拥护张司令抗战到底”，那边是“欢迎杨司令北上抗日”。张庄镇一时热闹非凡。

张显荣表面上对杨士元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可暗地里对其非常戒备，派亲信对杨部严密监视。

两个月后，杨士元的后方断绝了给养。张显荣得不到给养，就不肯再收留杨士元了。杨士元见事情不妙，与部下密商好，想趁夜间溜掉。

张显荣对杨士元带来的枪支早就垂涎欲滴，现见杨士元的给养已断绝，遂与属下布置好，杨部一旦逃跑，立即缴械。

是夜，杨士元带领部队南逃滕县。张显荣立即集合队伍，将杨部团团包围，撕下“金兰”之好，把枪支全部夺下，杨士元率部徒手逃回。

1939年夏，曹济舟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处境艰难，为了生存，也暂时到张部栖身，被张显荣收编为第三营。至此，张显荣已建制三个营，遂将三个营编为第一团，张显荣兼任团长，副团长颜××。该团有时驻张庄，有时驻曲阜付庄村、安上。

1939年秋，原在鲁中牛希文部任中队长的许发山投降张显荣，任第四营营长。翌年春，许被提升为二团团长。

1941年初，费泗邹交界处的一些土匪杆子看到自己难以独树一帜，为保存实力，便纷纷投奔张显荣麾下。孙铭德任三团团长，孟继科任四团团长，吴子掌、吴子元兄弟以及汪润广、冯清宜、苏忠远等也投奔而来，当上了张部的营长。这时，张部总兵力达6000余人。司令部以下设立了八大处，分别掌管参谋、军法、军需、联络等方面事宜，进一步完善了部队的建制。1941年后，张显荣部逐渐控制了泗水南部的一些村庄。

三、两面应付

张显荣最初拉起游击队时，为笼络人心，曾下令不许抢劫、强奸，也下决心镇压了一部分违抗者，以达杀一儆百之目的。象枪杀张守本、宫正子、孟庆生，活埋冯决议……

张显荣部拉到曲、泗、邹交界处的安上、付庄一带时，其属下中队长王丙坤抢劫了商家的80多串洋线，向老百姓勒索了80多挂蚊帐，还强奸了一个地主的儿媳妇。地主老头跪在张显荣面前不起，要张司令给他做主。张显荣决定杀掉王丙坤。一天，王丙坤到了司令部，蹲在一把椅子上，给张显荣要钱，口中还大骂不止。张显荣眼示部下，陈长春先打了一枪，王丙坤从椅子上一头栽下来，李庆生又补了一排子弹，遂用白布裹上尸体送回老家张庄。

张显荣的这些行为，一时博得了人民的欢迎，势力范围随之越来越大。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军队、日伪以及我党的注意。谁能争取到这股武装，对控制泗水乃至费县、邹县、曲阜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各方都对其展开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攻势，特别是政治攻势。

1938年初，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秦启荣将泗水较大的游击队进行了改编，象于惠民部被编为第三梯队，李延寿被编为第七梯队等。秦启荣为了收编张显荣这支部队，委任张显荣为保安第四旅少将副旅长，李延寿任旅长。张显荣表面被秦收编，内心却有他自己的想法。秦启荣调张显荣去莱芜整编，张不予理睬。秦启荣到田黄，叫张显荣去共商反共大计，张带去三十多名卫兵，二十多挺机枪，没接受秦的反共意见。秦启荣恼羞成怒，决心除掉张显荣。此事被张显荣得知，当秦由莱芜去邹东路过张庄时，张显荣率部队在山上架起机枪不让秦部过张庄南河。双方相持了一天，后经人说和才罢休。从此，张显荣对秦启荣更加戒备。秦在莱芜召开会议，邀张显荣，张拒绝参加，只派团长孙铭德前去。孙回来向张汇报说：“会议内容就是要打八路军”时，张显荣说：“铭德呀，这话只能在我这屋里说，出去门说，八路军就知道啦！他们打，咱不管，咱们不打八路军。”

这时的张显荣，既不投靠日本人，也不与国民党军队合流，亦不与共产党为伍，只为保持中立，在各派之间搞平衡，求得生存和发展。投敌前，他与八路军也保持着联系。

1939年初夏，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长张仁初同志邀请张显荣到费县城西村会面。当时，张仁初的虎将声威名振全国。张显荣接到邀请后很是踌躇，不知此去是凶是吉，就请绰号“小蛮子”的算命先生给占了一卦。“小蛮子”据《周易》推断，此去主吉。于是张显荣放心地去了费县，而后又高兴地返回张庄。

同年6月，张显荣同意曹营（曹济舟的第三营）与我八路军东进支队（彭雄、周冠五）联系，并与费县我独立二营一块训练。7月，我尼山工作团负责人乔海秋同志为开辟泗南根据地，又将曹营带回张庄。乔海秋带尼山工作团到张庄后，张显荣进行了热情招待。是年冬，张显荣部没有过冬的棉衣，曹济舟到费县独立二营要来了棉军衣。张显荣部的国民党员李副安和军法处长孔兰坡借机对张煽动说：“三营不成八路军了吗？”张显荣说：“谁的棉衣都挡寒，给我，我也穿！”

1940年春，泗水中心县委书记兼部队政治委员周蓝田、部队司令员封振武，率中心县委机关和第二区队南下邹东，路经张庄时，张显荣对周、封二人当客人热情招待。是年夏，封司令员回泰安运军服等军用物质时，对张显荣说：“张司令，我回泰安运军用物质，要你的第三营派一个排，带上轻机枪，跟我走一趟好吗？”张立即满口答应。从泰安回来后，曹三营全部换上了八路军的单军衣，还领了菜金和津贴费以及鞋、毛巾等生活用品。张显荣的其他部队眼巴巴地看着第三营焕然一新，而自己的夏装还无着落。

1941年4月份，我六八六团一营攻打驻杨园、司家庄的伪军尤兴臣部。泗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乔海秋通知张显荣部三营配合打增援，张欣然应允。

1941年冬，我邹县三区区中队部分人员叛逃，投靠了张显荣部驻大李家庄的陈守平营。我尼山支队萧鸣司令员给张显荣写了一封信，派萧剑秋同志持信前往张庄交涉。张显荣在他的司令部接待了萧剑秋。一见面，张显荣说：“我只能在这里招待你，东司令部里汉奸、国民党特务什么人都有。”张对萧鸣司令员信中要求把人枪全部送还的要求满口答应，但结果只送回枪支。张以叛逃者怕回去受惩处为借口，一个人也没送回来。

此事不久，接着发生了“杜队”（杜嗣存的游击队）在朱家庄全歼许发山团派来强行换防的先头部队的事件。为此，许发山请求张显荣准许他向杜队进攻。张说：“发山呀，你就知道打，打‘孩子’，‘娘’出来怎么办？”就这样，张显荣的一句话，避免了一场重大的武装冲突。

1942年春，我鲁南一地委政治交通员姜月、陈忠二同志，在执行任务中被皇协军蔡连（张部特务营的蔡庆常连）俘去。一地委组织部长冯起同志写信到泗南游击大队部，要大队长杜嗣存、指导员萧剑秋设法营救。杜、萧商定找张部连长乔尚业、邵理甫（邵是张显荣的亲姑表兄弟）要人，因杜、萧与乔、邵是仁兄弟。邵理甫见到张显荣，说明情况后，张遂以提犯人的名义，将姜月、陈忠交给邵理甫，邵又将姜、陈送给杜、萧，姜、陈才被救出。

张显荣出于私利与共产党多方周旋，在客观上也帮了我们一些忙，但一遇时机，他就制造摩擦。1938年初，张亲率其部到泗北的柘沟、马庄等村抢劫，一夜之间，将该地的枪支、弹药、衣物、粮食等抢掠一空，使当地人民遭到一场劫难。同年7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率“四支队”南下滕县开辟抗日根据地，遭到当地一些土顽的围攻和袭击。为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决定暂时撤离该区。途经八里沟时，又遭到一些土顽的伏击。泗水的李延寿、张显荣也参加了这次伏击战，给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造成严重损失。1940年9月，驻滕县的顽军申宪武部、邹东顽军刘昭汉部及泗水顽军李延寿、张显荣部共纠集2000余人，联合向邹东抗日根据地进犯，妄图占领并将诞生不久的邹县抗日民主政府吃掉。因敌众我寡，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及泰泗宁大队对来犯之敌阻挡了一阵后，撤至十八盘山。苏鲁支队政委彭嘉庆率主力部队前来增援。敌人见我主力来到，遂全部溃退。1941年秋，张显荣已投降日军，受日军之命到泗北扫荡，恰与我尼山支队泗水独立营遭遇。经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泗水独立营迅速撤出。此战，泗水独立营营长冯长清受伤后牺牲。此后，张显荣公开走向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四、投敌覆灭

在张显荣左右逢源，企图自保的同时，日伪也千方百计想改编这支武装，于是挖空心思，想出了一条美人计。

曲阜新民会负责人苗在寒及四妹苗在杰通过关系被派往张庄镇任小学教师。二苗祖籍曲阜前苗营，1939年参加了驻兖州的日伪特务组织特高课，后在曲阜新民会做特务工作。二苗来张庄不久，张显荣发现了苗氏姐妹年轻的风姿。此时张虽已有两房妻妾，但仍不满足，又向二苗求婚。苗在寒遂应允将其妹苗在杰许配给张显荣为妾。不久，二苗的大哥苗凤奎、三弟苗凤杰也被派往张部任职，并将其父母也接来奉养。因此，苗氏家族在张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军连续在山东进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日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围剿、蚕食，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小，日伪军猖獗一时。

此时，张显荣部的汪伪特务加紧了对张劝降的紧锣密鼓，加之苗在杰的枕头风，1942年春，张显荣便公开投降了日本侵略军，当上了“皇协军”司令，李延寿任副司令。司令部也从张庄迁移到南北孙徐，驻李家寨，八大处驻西寨，特务营驻南孙徐，一团驻防南北孙徐周围，二团驻牛庄以北，三团驻张庄附近村庄，四团驻安德一带，吴营驻汉舒以西。从老猫山以西，原泗水县九区的村庄和原泗水十区的全部地区都成了张部的防区，泗南广大地区被伪化。

为开展反“蚕食”、反“封锁”的对敌斗争，打开泗南和邹东的局面，1942年8月25日，我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第三团和尼山支队，采取长途奔袭的掏心战术，一举全歼张显荣部。

1942年8月25日夜，三团、尼山支队直插南北孙徐。三团一营攻打东寨张显荣的司令部，三营攻打西寨八大处，尼山支队攻打南孙徐特务营，三团七连在北孙徐村东阻击安德之援兵，还调一部分兵力埋伏在北孙徐村北沙沟口，防止敌人溃败时由此逃向北山。

是夜12时总攻开始。一营爆破组首先爆破东围寨，但因爆破点选择不当，东大门并未炸开。敌人在炮楼上猛烈还击，冲锋部队被迫退了下来。

张显荣听到枪响，惊恐万状，慌忙和李延寿窜上西北角大炮楼，指挥伪军抵抗。突然又一声巨响，爆破英雄马立训组织的第二次爆破成功了，东围寨东大门被炸开，炮楼倒塌，伪军死在瓦砾堆里。部队冲进围寨，向西北大炮楼冲杀过去。

据守大炮楼的敌兵是张显荣的亲信卫兵，思想比较顽固，武器装备精良，火力很强。开始我军无法接近，后集中火力堵住敌人射口，用炸药包把靠近炮楼的平房炸塌了一部分，战士们趁机冲到炮楼跟前，堵住楼门，用机枪向里扫射，敌人被迫交枪投降。

中心炮楼一解决，敌人顿时乱了套，纷纷放下武器，到外边集合去了。

进攻西寨的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不一会，通讯员报告，西寨敌人也全部解决。

清点俘虏时，担架抬过一个摔断腿的伪军，此人肥头大耳，腰圆腿粗，经辨认，他就是皇协军司令张显荣。

原来，当我军向张李据守的炮楼发起攻击时，张显荣和李延寿看大势不好，慌忙丢弃亲兵，窜出炮楼，爬上附近平房，从房檐上跳到圩外，企图顺沙沟向北山逃窜。哪知张显荣只顾逃命，慌了手脚，人一落地，便摔断了一条腿，只好拖着条断腿，爬到附近一座石桥底下藏起来，被我搜索逃兵的战士俘获。

李延寿跳出围寨后，顺着沙沟就往北山逃窜，不料没窜出多远，就遭到我伏击战士的迎头痛击。这只狡猾的狐狸立刻掉转头，凭着熟悉的地形又窜回村里，装扮成重病的妇女，骗过我战士的眼睛，溜掉了。

天快亮了，南孙徐战斗还未彻底结束，敌人在尼山支队的猛烈攻击下，全部龟缩进村东北的两个大碉堡里，凭着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这时三团的杜政委带一个连来增援尼山支队，迫使敌人退聚到一个碉堡里。此时天已大亮，攻击部队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为避免伤亡，杜政委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

此时，张显荣看大势已去，遂要求我军去南孙徐传他的话，让其弟张显林不要再打了，放下武器投降。我军遂派其小婆苗在杰骑马前往南孙徐劝降。

约在上午八九点钟，南孙徐敌人缴械投降。至此，南北孙徐的战斗全部结束。

我军一举歼灭张显荣的主力部队后，对其部属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对愿意抗日的进行了改编，对顽固不化、继续认贼作父危害人民的坚决予以镇压，张部遂告瓦解。

1942年古历8月底，张显荣在白彦被我镇压，其小婆苗在杰在平邑石子峪生下一女孩被苗掐死，苗也被我镇压。至此，张显荣作为人民的罪人，走完了他的一生。

史上著名方士——会算命的那些牛人

方士的成分很复杂，既有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既有从事传统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也有普通的农夫商贾，还有出入宫廷的政客，最多的还是隐士、释道之徒。他们有的不亚于三公九卿，被皇帝作为座上宾。有的类似于乞丐，被百姓列于下九流。历史上的方士是具有特别技能的人。宋代的《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御街应市两岸术士，有三百余人设肆。年夜抱灯，及有多般，或为屏风，或做画，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鬼神，驱邪鼎沸。”这些人各有本领，在江湖上颇具神秘色彩。 　　因此，对方士的评价不可偏执，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方士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扁鹊、葛洪、僧一行、邵雍、张君房，他们在医学、天文历法学、哲学等方面有杰出建树。有的方士，如管辂、萧吉、蔡元定、陈抟、张三丰等，有待重新评价。有的方士丧尽天良，谋财害命，是人类的害虫。 　　方士是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历代正史都载录了他们的事迹，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都设有方士传。《后汉书·方术列传》指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术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

一 先秦方士 　　周朝的政治家姬旦（周公）是一位了不起的术士，他精通卜筮和相地术，为周朝的兴盛立下了大功。 　　战国时的鬼谷子是谋略术的宗师，他的捭阖之道神秘莫测。 　　扁鹊是杰出的大夫，他到各地行医，以精湛的技术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邹衍是五行说大师，他精通天文、历法、地理，推而远之，以至窈冥不可考之事。 　　当时的官臣之家往往收养门客，门客里有不少术士，如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门下都有许多身怀绝技的高手，但这些术士隐姓埋名，不为世人所知。 二 秦代方士 　　秦始皇迷恋长生不死之术，笃信命数。有些怪迂苟合之徒，如卢生、韩终、徐福、侯生,都投奔秦朝。徐福，琅琊（今山东胶南诸城附近）人，他上书秦始皇，称海中有三神山。秦始皇信以为真，派他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求仙山，后不知所终，或许是遇海难，或许是漂到某海岛定居，后者可能性更大，民间传说是到日本去了。 　　术士卢生，燕（属今河北）人，他四处求访神仙，从海外带回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不知道“胡”是胡亥，派三十万人北去击胡，使京城咸阳空虚，外重内轻。卢生又劝秦始皇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则真人至，使得秦始皇脱离群臣，性格孤僻。卢生自知秦始皇刚愎自用，仙药难求，于是逃离京城，不知下落。秦朝终因术士的误导而亡国。　　汉武帝迷恋仙道，重用术士，先后宠信李少翁、李少君、奕大、董仲舒等人，《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 　　新垣平，赵人，文帝时以望气见闻。《史记·封禅书》：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阳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出其乎’。” 　　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的望气术都是伪诈，新垣平被诛。 　　李少君，西汉汉武帝时方士，齐（在今山东）人。他极力劝导汉武帝求仙，受到汉武帝宠信。《史记·封禅书》：“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其生之属，而事化丹少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 　　传闻李少君有不死之方，尸解为仙。《抱朴子·论仙》： 　 “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故出于汉，以假途求其财，道成而去。又按《汉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将去也，武帝梦与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云太乙请少君。帝觉，以语左右曰，如我之梦，少君将舍我去矣。数日，而少君称病死。久之，帝令人发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 　　少翁，不知其姓，齐人。能玩弄幻术，使汉武帝从樵中看见死去的王夫人。又劝汉武帝在宫室画天、地、太一诸神，置祭具以致天神。《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少翁伪造帛书放进牛腹，又诈言牛腹有奇，此事被人揭发，少翁被诛。 　　奕大，自称与少翁同师，常往来海中，见到过仙人安期和羡门。汉武帝拜他为五利将军，佩六印，贵振天下。后被诛。 　　西汉末年，王莽改汉朝为新朝。王莽借用术数为改朝换代服务大造符命，举行神秘的祭祀，声称要学黄帝成仙。方士苏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议在宫中修建八风台，酿仙液，敬鬼神，当王莽被农民起义军围困时，有数千朝臣到南郊哭天，乞求上苍显灵。 　　方士刘守，精通星历、谶记，为王莽出谋划策，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企图在新朝捞一把。其后，又见风使舵，投奔刘秀。 　　东汉光武帝刘秀迷恋方术，身边有不少专门研究谶记和王气的术士，并且四处笼络术士。如公孙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汉代至平帝有十二代，历数已尽。刘秀写信给公孙述，劝他归顺汉室，不可造次。术士为刘秀登基及稳定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汉淮南王刘安的门下有一批术士，其中有八人被称为八公，他们分别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录异记》说他们八人“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回日驻流，役使鬼神，鞭挞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 　　《后汉书·方术列传》称“张衡为阴阳之宗，郎凯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张衡精通阴阳学，擅长占星术。 　　张角等人本是术士，为人请祷咒符水以疗病，分别创立了太平道和五斗米教。道、术不分。后来，道徒起义，波及全国，形成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给东汉统治以沉重打击。 　　东汉的荆州刺史谢夷吾从小就受到术数文献的熏陶，《后汉书·谢夷吾传》记载他“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征，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 　　术士樊英在壶山传授术数，《后汉书·樊英传》记载他“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 　　郎宗，字仲绥，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曾推测某日某时京师有大火，后果如其言。其子郎少传父业，昼研精义，夜占象度，闻名州郡。 　　张楷，汉桓帝时人，《后汉书·张霸传》记其“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 　　甘始，精通长生之术，老而有少容，自言曾在南海作金，投数万斤金于海。 　　封君达，陇西人。传闻他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举山修炼，服水银百余年。常乘青牛，号青牛道士 。为人治病，以腰间竹管中药给人服用，或下针，应手皆愈。 　　孟节，上党（今山西长县西）人。能辟谷不食，含枣核，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 于吉，又称干吉，干室。琅琊（今山东临沂北）人。传闻他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道教以他为创始人之一，把《太平经》托名于他。

三国时期，方士受到各国重视。《三国志·吴范传》记载吴国“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 　　曹魏方士如云。曹操搜罗了许多擅长养生术的方士，如甘始、左慈、郄俭名噪一时。华佗不愿意依附曹操，竟被杀害。 　　左慈，字元放，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人。在天柱山修道，得金丹仙经。《后汉书·左慈传》记载左慈有幻术，“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顺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左慈还变出了生姜等物，宾客哗然。 　　曹魏名声最大的方士有管辂，他是山东人，据《三国志》本传，他多次为人算命，一次，广平刘奉林妇病困，已习棺器。时正月也，使辂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时，林谓必不然，而妇渐差，至秋发动，一如辂言”。这是预测女命的死期。又有一次，吏部尚书保晏请管辂算命，管辂面对权贵，没有阿谀，而是指出：“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未有损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后来，这两位大臣都受诛连。 　　管辂在世时，受到很多士大夫的崇敬，安平人赵孔曜荐管辂做官，说：“辂雅性宽大，与世无忌，仰观于文则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今明君方垂神幽薮，留精九皋，辂宜蒙阴和之应，得及羽仪之时。”然而，管辂并没有受重用，只当了个治中别驾。他谈自己的命说：“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行讳，但人不知耳。”后来他果然在48岁死了。 　　据《梁书·刘峻传》，梁高祖萧衍曾经为管辂可惜，认为他“有其才而位不达”。刘峻则认为命不可知：“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璋特秀，实海内之髦杰，岂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臣，年终四十八，天之极施，何其寡欤？然而高才而无贵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叹，焉独公明（管辂字）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论，莫知其辨。”管辂确实有才，但他是什么才？以预测为业的人，这种才到底对社会有什么作用？何况，他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么？有谁能证明这些道听途说？ 　　传说诸葛亮相信命理。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述：蜀吴联合抗魏，诸葛亮屡次出兵都不利，久劳成疾，他夜观天象，大呼：“吾命在旦夕矣！”并对姜维说：“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以变其色，足知吾命矣！”诸葛亮祈禳以避凶，命令姜维率领49个士兵环绕帐外，自于帐中设得花祭物，中布7盏大灯，顺布49盏小灯，内安1盏本命灯。每天祝告天帝，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不料，魏延鲁莽地进入帐内，碰灭了主灯。诸葛亮长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主灯已灭，吾岂能存乎？不可得而禳也！”不久，诸葛亮长辞于世。 　　这段描述，反映了明代的星命习俗。在诸葛亮所在的那个时代，虽有命理观念，但还没有完备的星命法式，文学作品有夸张和神化的成分。

晋代一百多年，方术盛行，出现了不少方士。按方士数量比较，东晋多于西晋，南方多于北方。这时的方士出现一个新动向，即方士形成一个个群体。以葛洪的传承为例。 　　葛洪从祖父师葛玄师承三国初年的左慈，葛玄常服气饵术，能用符，每醉则潜入水底，经日方出，被道教尊奉为“太极左仙公”、“冲应真人”。葛玄传业给郑隐。 　　郑隐从小研习儒学，明辨五经，对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谶记均有涉猎。他从葛玄学习方术，受《九鼎丹经》《太清丹经》，年80而体力充沛，后隐居霍山，不知所终。 　　郑隐把方术传给葛洪。葛洪得到《金银液经》等书。郑隐有弟子50余人，壮大了左慈一派。 　　葛洪还向岳父鲍靓学习。鲍靓担任南海太守时，结识了在罗浮山修炼的葛洪，以女妻洪。鲍靓的方术源于汉末阴长生，阴长生传给魏伯阳，魏伯阳传给淳于叔通和徐从事。鲍靓将阴长生的授道诀和尸解法传给葛洪，并授给他与世不同的《三皇文》，使葛洪大长见识。 　　葛洪以方术传给侄子葛望、葛世，弟子滕升、黄野人等。 　　由于晋代以派别承传方术，使得有名望的方士增多，史书上也作了大量记载。以下简要介绍一些方士的事迹。 　　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以望气推测朝代兴替，以相术判断人之祸福。 　　步熊精通卜筮，为成都王颖射覆，无所不中。他有众多门徒。 　　韩友也善于易占，能图宅相冢，行厌胜之术。 　　萦明习阴阳天文，尤善术数占候，能以占梦预测吉凶。 　　幸灵少言寡语，有痴态，自称能以水治人病，并能驱鬼怪。 　　魏华存学辟谷，服胡麻散和茯苓丸，被后世上清派奉为宗师。传闻她是司徒魏舒之女。 　　单道开能吞食细石，治疗眼疾，起居无常，晚年隐于罗浮山。 　　以上，单道开和萦都是敦煌人，说明西域与中原文化加强了交流，魏华存既是道人，也是方士，方士和道士 没有明显的区别。

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至589年隋灭陈，南方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史称南朝。自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至581年隋代北周，北方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政权，史称北朝。 　　荆州人邓郁隐居衡山之岭，断谷30多年，唯以涧水服云母屑。 　　陆法和隐居江陵百里洲，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梁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后入北齐，被文宣帝重用。他预知死期，坐绳床而终。其事迹见于《北史》。 　　《北史·艺术传》对方士多人记载，如：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阴阳，九宫及兵法，善风角。明元时，丧乱之后，有人诣早，求问胜术，早为设法，令各无咎，由是州里称之。”王早还能以符化凶，占风测事，观天报雨。 　　“耿玄，巨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门，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赍持及来问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林占》，时或传之。” 　　颜恶头，妙于卜筮，预测生育及死亡事。后不为彭城王卜筮，被杀。 　　许遵，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齐武帝引为馆客。 　　《魏书·释老志》也记载有方士事迹： 　　京兆人韦文秀本是关右豪族，隐居不仕。太武帝问其炼丹事，答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暗遇，难以预期。”太武帝派尚书崔赜与他一起到王屋山炼丹。 　　河东人祁纤善于相术。 　　颍阳人绛略、闻喜人吴邵善于导引养气，活到一百多岁而神气不衰。河东人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五条山。 　　南北朝方士的特长大抵有两类，一是据《周易》作卜筮，预测人事。一是追求长生术。方士的形象很神秘，受到统治者宠信。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属南京）人。据《南史·陶弘景传》介绍： 　　陶弘景在10岁时得到一本葛洪的《神仙传》，昼夜研习，有志养生之道。永明十年（492年），陶弘景正式开始修道：“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 　　陶弘景兴趣广泛，“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 　　陶弘景与梁武帝关系密切。当梁武帝代齐之时，“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梁武帝对他“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梁武帝为他建朱阳馆、太清玄坛，以示支持。 　　陶弘景热衷炼丹成仙。“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 　　陶弘景的著述很多，现存《真诰》二十卷，《登真隐诀》三卷，《真灵位业图》一卷，《养生延命录》二卷，《华阳陶隐居集》第二卷。他还撰有《占候》、《玉匮记》、《学苑》等书，已佚。他在天文、历算、地理、医药、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受到世人的充分肯定。 　　由于陶弘景一直隐居在茅山，在整理道教上清派的文献方面很有成就，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中心，陶弘景因之成为茅山道教的开山，人称茅山派祖师。 　　邓郁隐居衡山，在山顶上搭了两间小木屋，断谷30多年，惟饮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又为梁武帝炼丹，丹成而供于楼。 　　梁元帝在位时，请术士画武陵王萧纪的像在木板上，亲自钉萧纪的肢体，作为厌胜之术。 　　据《魏书·术艺列传》，有位术士叫殷绍，他“少聪敏，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学博士”。他跟随隐士成公兴、法穆钻研术数，“演隐审五脏六腑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圭、《周髀》。”又编撰《四序堪舆》传世。 　　有刘灵助者，先是卖术于市，后来事从尔朱荣。他自以为有神灵相助，煽动民众，起兵为燕王，妄说图谶，作诡道厌祝法，结果战败被杀。 　　北齐世祖武成皇帝高湛相信算命，术士魏宁推知他的死期。《北齐书·方技传》记载：“魏宁，巨鹿人，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武成亲试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托为异人而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惊曰：‘是我！’宁变辞曰：‘若帝王有法’。又能阳子术，语人曰：‘谣言：卢十六，雉十四，犍子拍头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数，太上之祚，恐不过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可见这时的算命是以出生年月为基准，尚无日时算命法。魏宁“善推禄命”，已有了一套理论，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征为宾僚，已经作为一种职业了。

王远知是隋唐时期的神秘人物。其母怀孕时，白昼梦见有灵凤集于身。有沙门宝志预测“生子当为神仙之宗伯也”。王远知从小聪敏，博览群书，入茅山师事陶弘景，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 　　王远知历三朝而宠不衰，其父昙选曾任陈朝扬州刺史，陈主闻远知名声，召入重阳殿，令讲论，甚见嗟赏。隋炀帝为晋王时，曾召见王远知问策。炀帝即位后，对王远知执弟子之礼。 　　李渊图谋起事时，王远知密传符命，太宗平王世充，王远知断言其“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于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大受观，降玺书云：“先生操履夷简，德业冲粹，屏弃尘杂，栖志虚玄，吐故纳新，食芝饵术，念众妙于三清之表，返华发于百龄之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非夫得秘诀于金坛，受幽文于玉芨者，其孰能与此乎！”是年，王远知卒，终年126岁。高宗时溢为升真先生，武则天时改谥升玄先生，恩宠不衰。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化也相当发达，出现了一大批博学的方士。如，韩愈《昌黎集》卷36《毛颖传》记：“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在众多的方士中，有以下几类最突出： 　　命理学宗师李虚中事迹，在唐代文献中很少记载。据考，李虚中，生于公元761年，卒于813年，字常容，祖籍陇西（今甘肃陇西南），生于河南。进士及第，试书判入等补秘书正字，后授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唐人韩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称李虚中“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不失一二”（见于《昌黎文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李虚中命书》题解称李虚中是魏侍中李冲的八世孙，唐代没有载录他的《命书》，到宋代才见记载，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都有其书目。历代自诩为算命大师者，多如牛毛，然而，李虚中是中国算命术的第二号知名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徐子平，他们两人是公认的命理宗师。 　　方士张果的事迹，《旧唐书》本传记载“张果者，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算果，则懵然莫知其甲子”。文中没有提及张果是否会算命。《四库全书》馆臣为《星命渊源》作的提要论及《果老星宗》，但没有收录其书。现存托名于张果的《果老星宗》有10卷，题明陆位辑校，是一本命理术大杂烩。 　　相士袁天纲知道命理，曾经为武则天等人看相，推断生男生女、贵贱贫富。《新唐书·袁天纲传》记载他给张行成、马周看相说：“马君伏犀贯脑，背若有负，贵验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泽赤而耳无根，后骨不隆，寿不长也。张晚得官，终位宰相。”据说，袁天纲竟然常有灵验，人以为有神助。 　　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写了《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开元大衍历经》。 　　李淳风擅长历法和术数，曾制作浑天仪，有《乙已占》传世。《新唐书·李淳风传》记载：“淳风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竟有鬼神助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 　　叶法善掌握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怪鬼。睿宗时担任鸿胪卿，封越国公。 　　严善思通晓预测术。圣历二年有荧惑入舆鬼，皇后问吉凶如何，严善思说有大臣将死，果然王及善卒。 　　金梁凤知人贵贱夭寿。裴晏在河西做官，金梁凤断言他可以升为御史中丞，后来果然如此。玄宗和肃宗都很器重金梁凤。 　　许元长，金陵（今江苏南京）人，能日行千里。康骈《剧谈录》：“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是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而出，及旦，寝殿始开，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 　　明崇俨，洛州偃师（今属河南）人，能作法取远处物。《新唐书·方技传》：“盛夏，帝思雪，崇俨坐顷取以进，自云往阴山取之。” 　　俞灵，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在衡山修道，自称掌握了回风术，能坐见天下事。 　　刘玄靖，在衡山石穴隐居，炼气绝粒，以“少和寡欲”为养生之旨。 　　羊，曾任夹江县尉，罢归，隐居委羽山。辟谷，食青云芝，惟饮水。 　　此外，还有炼丹的、择吉的、卜筮的方士，术数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清高和神秘的面孔出现在民间。

五代至宋时，陈抟隐于华山，擅长预测术、黄白术、飞升术，被后世术士推崇为宗师。《旧五代史·周书十》记载：“陈抟，陕西人，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未几，赐之书，敕陈抟：‘朕以汝高放射夫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甘隐天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可见，陈抟在世时，就受到周世宗重视，使之名声大振。考证史籍，陈抟的事迹愈传愈神，诸如《无极图》、《太极图》、《先天图》都归功于陈抟的创造，宋代学者在这些图式基础上，把《周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北宋徐子平是算命术的宗师。徐子平，名居易，生平事迹不详，传闻他在五代末年与陈抟一起隐居华山，著有《徐氏珞 子赋注》二卷，他在李虚中的三柱法（年、月、日推算法）的基础上，发明了四柱法（年、月、日、时推算法）。以四柱的干支为八字，以八字中的生克制化关系推测人生命运，这套算命方法对社会影响尤为广泛，以致于八字法称为子平法。元代刘玉在《已疟编》云：“江湖谈命者有子平、有五星。相传宋有徐子平，精于星学，后世术士宗之，故称子平。”清人顾张思在《土风录》专列《子平算命》，作为一种民俗。港台流行的《渊海子平》，就是以“子平”为名的算命术名著。历代相信算命的人都把徐子平奉为神灵，崇拜之至。实际上，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惟一的“功劳”是把算命复杂化了。 　　宋代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创立了理学的象数学派。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宋史·邵雍传》记载他“探赜索隐，妙吾神契，洞彻蕴奥……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解矣。”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对邵雍执教师之礼。现存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演绎之书，书中认为天地间的一切都有数，象数是最高准则。邵雍是一位杰出的术数大师，但很少有人研究他。 　　张行成，人称“观物先生”，他根据邵雍的《先天图》和《观物外篇》，参考扬雄的《太玄》、司马光的《潜虚》，写成《述衍》一书。他以象数解释世界的图式，以理作为宇宙的本源。象数学的发展使术数由浅层次走向深化，哲学的内涵增多了。 　　宋代周克明精于数术，凡律历、天官、五行、谶纬及三式、风云、龟筮之书，靡不究其指要。一次，有大星出氏西，群臣莫能辨，或言凶兆，周克明据《天文录》、《荆州占》断言，其星名曰周伯，是德星，见之则国大昌。 　　楚衍，开封人，对于《九章》、《缉古》、《缀术》、《海岛》诸算经尤得其妙，谙熟相法及《聿斯经》，善推步、阴阳、星历之数，谈论休咎无不中。 　　王仔昔，洪州人，自称遇仙人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来事，徽宗赐他为冲隐处士。 　　孙守荣是个盲人，擅长风角、鸟占之术，以音律推五数，播五行。测度万物始终盛衰之理，与人交谈片刻，就知道休咎。类似于他这样的盲人术士还很多，俗语说“盲人心静”，盲人算命比明眼人更能揣摩对方心理。 　　宋朝有不少算命师，各有神通。 　　王讷——宋太宗时人，王赞宁任史馆编修，王讷推算王赞宁命孤薄、无贵寿。 　　马处谦——因病失明，其父使学《易经》以赡衣食。又跟随隐士学星算之诀，为赵匡胤推测寿命。 　　程惟象——以占算游京师，言人贵贱祸福。宋英宗在潜邸，请程惟象预言其兆，后来又赐御书给他。他给张宣徽算命，竟然说中了张的死期。 　　张衍——以算命术游历于士大夫中间，认为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不能荫袭于子孙，贫约如初，所以贵而不福。 　　邹元佐——涉猎群籍，以人之年月日时分配金木水火土而推其生旺休囚，附以官贵禄马刑杀，考其寿夭祸福贵贱贫富。京师的贵人争相登门求他算命，遂成大富。邹元佐曾说：凡看命，须随所见即谈，无不言中，若稍涉思虑则相去遂远。著有《洪范福极彝伦奥旨》五卷，《贵命四十九格》行于世。 　　孙黯——擅长命理术。何文缜在太学时请孙黯算命，孙黯说他命极贵，位极人臣，但当死于异域。后来，何文缜廷试第一，又拜为少宰，随皇帝北狩，死于边塞。边塞即异域，在家乡之外的地方都是异域，何文缜走上仕途就意味着要客死异域，孙黯说出的不过是常理。 　　刘童子——四川人，以年月日时推测命运，强调天地合德，曾为韩平原算命，推测其财禄和气数。 　　宋代有不少名医，如：庞安时，钱乙、刘翰、王怀隐等。有些医家精于方术，以察脉预测人的祸福，如“僧智缘，随州人，善医。嘉末，召至京师，舍于相国寺，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争造之。王与王安石在翰林，疑古无此，安石曰：‘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乃见于其君之脉，则视父知子，亦何足怪哉！’”诊脉而断他人吉凶，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进步的思想家王安石却相信诊脉的奇效，说明神秘观念普及人心。 方士参与国政。苏澄隐以养生之术而著称，他告诉太祖赵匡胤：“臣之养生，不过精思练气尔，帝王养生即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亨国永年，得此道也。” 　　以上史料出自《宋史·方技传》。此外，宋代其他文献也记载了方士的事迹。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云：“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录炼成金。” 　　宋代方士还有丁少微、陈崇政、陈楠、甄栖真等。

蒙古国大臣耶律楚材身兼巫卜之职。《续资治通鉴宋纪·宁宗》记载：“楚材通术数之学，尤遂于《太玄》，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预卜吉凶，亦自烧羊胛以符之，然后行。”嘉定十七年（1224）蒙古主得一鹿身马尾的怪兽，问楚材是否有凶。楚材回答：“此角角端，解四夷语，是恶杀之象。今大军征西已四年，上天恶杀，遣告陛下，愿承天心，宥此数国人命，实无疆之福。”蒙古主于是收兵。 　　元朝有个俞竹心，算命有名声，陶宗仪在《辍耕录》记载：“至元（元惠宗年号）己卯（1339）间，娄敬之为本路治中，尝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娄深信其说，弃职别进，适值壬午（1342）更化俯就省掾，升除益都府判，改换押字，宛然真书‘一品’二字，未几卒于官所。此偶然耶？抑数使然耶？”陶宗仪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务实学者，不好谈鬼神，而对此事感到惊奇，说明俞竹心算命很神奇。娄敬之的仕途被俞竹心偶然言中，这应归于俞竹心的全面考察。如果娄敬之是个庸常之辈，俞竹心能够说他官至一品？大凡一个人的前程，根据他目前的表现是可以推测出未来的，至少可以推测个大概。

谈到明代方士，《明史·方技传》有一段论述：“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圣之绪余，其精者至通神明，参造化，讵曰小道可观已乎。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下，要非妄诞取得宠者所可几。张中、袁拱，占验奇中，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浅见鲜闻不足道也。” 　　明初，有几位方士以预测而知名。 　　有位方士叫张中，常戴铁冠，人称张铁冠。他隐居幕府山，间或至城镇，为人算命，多次为朱元璋预测战事，一时称为神算子。这些算命先生为朱元璋取代元朝制造神的依据，朱元璋借以神化自己，以示君权神授。他自称“先知先觉”预言必中。他经常接受朱元璋的咨询。朱元璋平定南昌，兵不血刃，张中预测将会有流血事，后来康泰谋反，一如中言。还有一位方士叫周颠，沿街乞食，疯疯癫癫。太祖讨厌他，命以巨缸盖住，积薪烧之，薪尽而颠无恙。 　　洪武年间，朱元璋亲自撰写《周颠仙传》，这个周颠，没有名字，因为语言无恒，时人就称他为颠，然而，周颠帮助朱元璋预测战争形势及胜败，每言必中。 　　与此同时，大臣刘基也以方术辅佐朱元璋，从征战到定都，从用人到礼仪，都由刘基从方术论证。刘基，人称刘伯温，《明史》有传。 　　袁珙，精通相人术，其法以夜中燃两个火炬，视人形状气色，参以所生年月，所相士大夫数百，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日，无不奇中。他居住鄞城西，自号柳庄居士。 　　周述学，博学通识。《明史》本传记载他：“读书好深湛之思，尤遂于历学，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纬细行，为《星道五图》，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与武进唐顺之论历，取历代史志之议，正具论舛，删其繁芜。又撰《大统万年二历通议》，以补历代之所未及。”明代流行幻术，有个方士叫何九师，山东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在大旱季设坛求雨，行符术，求雨，他还能在湖边呼唤鱼出。 　　名医葛乾孙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以怪诞的方法为人治病。《明史·葛乾孙传》记载一个事例：“富家女病四肢瘘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无效。乾孙命悉去房中香奁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方术大多掌握在道士 手上，道士 除了修道，还以术数混迹于世。道人实际上也是方士。 　　道士 刘渊然自称能呼召风雷，先后受到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四朝宠信，赐号大真人。 　　张三丰的事迹最为传奇。《明史·张三丰传》说他“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欣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外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传闻他预言武当山异日必大兴，后来武当山果然成为道教圣地。又传闻他死而复活，踪迹奇幻。 　　龙虎山上清宫道士 邵元节极受世宗器重，让他总领道教，专司祷祀。凡雨雪愆期，皇嗣未建，都要建醮求神，邵元节偶有灵验，世宗就大加赏赐，修建真人府，以40名校尉供其洒扫。恒用，要有未可遂废者。

万民英重视算命术理论，面面俱到，近乎繁杂。但行文通俗，读书人都能看懂他的书,明代命理家在江湖上兜售其术，五花八门，各有神通。如：　　郭景夏——少得刘伯温秘籍，精通星命，尝判某家命云：双双燕子入池塘，又见美人梁下立。后来，这家的两个儿子竟然溺死池中，妻子见之遂缢于梁。这件事载于《福建通志》。　　郑希诚——在山中遇异人，授以《果老五星》一帙，乃以五星推命，其法问人生辰即写出七政四余和化曜于盘上，倒悬仰观，就可以知道人的寿夭祸福。有《占词》传世。事见《温州府志》。　　万祺——字维寿，南昌人，精禄命，多奇中，由掾史升为主簿。景帝不豫，石亨将谋复辟，以问万祺，万祺赞其决，遂有夺门之功。英宗时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保。事见《江西通志》。　　金鬼谷——家住苏州醋库巷，以命理术闻名于吴中。事见《苏州府志》。　　高平川——延安府人，精通星命，为李某算命，李后来竟然官至丞相，李欲封他为官，他说：“宁日不再食，勿以薄分辱名器。”年80而卒，贫不能葬。事见《延安府志》。　　胡日章——少学禄命，得异人诀。每与人算命，作绝句一首，多有奇中，言必依于孝友忠信。年90余卒。事见《喜兴府志》。　　刘兴汉——字思吾，邵阳人，工日者术，每与人言，必以修命造命是训。有一友人由贫贱成为显宦，刘兴汉不相求，逮友人事败，多有受牵累者，惟刘兴汉超然事外。事见《宝庆府志》。

　　清代的方士已经完全退居社会末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精通数学、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的畴人。从《清史稿》看，方士已经失去了昔日作为宫廷贵宾的显赫地位，沦落江湖。　　民间流行相地术。清初的相地大师是蒋平阶，他向祖父学习了十年相地，又遍证大江南北的名墓，撰写了《地理辨正》一书。他认为事贵心授，非可言罄，古书充栋，半属伪造。其弟子有张仲罄、骆士鹏、吕相烈、姜尧、胡泰征、毕世持等。清代还有一位相地名流叫章攀桂，尤精形家言，为明人张宗道的《地理全书》作注。当时的相地大师偏重于相阴宅，以葬地论大吉凶。而对阳宅过于忽略，说明相地术的迷信色彩加剧。　　徐大椿——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句卒、赢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于医，世多传其异迹。　　刘禄善风角，曾经为清世祖占卜，预测粮草的到达之期，又善相人，谓张廷玉、史贻直将来都可以成为太平宰相。　　戴尚文，有奇术。《清史稿·艺术传》称他：“从鸿泸卿罗典学，凡天官星卜诸书，无不究览。尝曰：‘吾治经，师罗先生。吾术数，未知孰可吾师者？’闻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门，经师焉，尽得其秘。归，应乡试长沙，同舍生失金，尚文占曰：‘君金若干，盗者青衣，手鱼肉，前行，后一白衣随之，肩荷重物。以某时，候驿步门外，可获也。’如其言往，果验。尝侍母夜坐，心动，知偷儿入宅。取进泥涂灶门，忆符封之，偷下得去。”这位戴尚文还会测字、射覆、观天象、设坛作法，名震三湘。　　清代盛行推步之学，荟萃中西历算，开古学之榛芜，补西人之罅漏。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明安图把传统的天文学、数学与西方学术相结合，颇多建树，他们已经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家。　　本世纪以来，算命术仍然风行。上海的袁树珊就是一个世代算命为业的术士，他生于晚清，撰《命理探原》八卷，这是一部命理学巨著。前五卷叙述算命的基本理论，后三卷叙述有关算命的言论、实例、注意事项。第八卷《星家十要》强调算命的职业道德，应当具备学问、常变、言语、敦品、廉洁、劝勉、警励、治生、济贫、节义这十方面的修养。他说：“为富贵者宜勉其学宽，为聪明者亦劝其学厚，为士者宜劝其敦品劝学，为家者宜劝其尽力田畴，为工者劝其专心技艺，为商者劝其诚信无欺。此皆星命家应尽之天职，不可不知。”看来，袁树珊试图把算命术往健康的道路上指引。但是，算命本身就是一个迷信活动，又怎么可能健康？除了《命理探原》，袁树珊还整理出版了清人任铁樵撰注的《滴灭髓阐微》，使这个罕见的孤本刊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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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刘邦,泗水亭长,平日里面虽然不太着调,眼高手低,为人好色,但是对朋友还是不错的,跟他一起厮混的卢绾,樊哙,周勃等人都是他的铁杆哥们,刘邦的年纪也...男孩就...

谢邀!由冬眠蛇来回答此问题。首先吕雉他们家可算不上名门望族,我不知道你对名门望族是怎么判定的,但我觉得吕雉家最多算是个富户,乡绅,要想够上名门望族,...理...

有泗阳有很多俗语解释泗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承和民间故事传说,俗语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总结起来可以大致分为生活常识、人生哲理、风水命...

对于许多外地到曲阜旅游的朋友也许“三孔”都是必须参观的地方。曲阜被尊称为东方圣城参观“三孔”体验国学的博大精深现在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下面“圣城杂谈...

刘邦吕公:“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预言家吕公/刘邦还在做泗水亭长的时候,在一次饭局上和吕公相遇。客人...秦...

赵高在辅佐秦二世之前是秦始皇的中车府令,也就相当于皇帝的司机,在始皇帝驾崩之后与丞相李斯伪造诏书,逼死秦始皇长子扶苏,从而确保胡亥继位为秦二世。赵高在...

公元前256年,家住沛郡丰邑中阳里的乡民刘太公,迎来了他的第3个儿子,取名刘季,这就是后来的刘邦。刘邦的出生并没有引起刘家多大的重视,后来刘太公又有了第4...别...

翻看中国古代史,大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每一位皇帝,身上都有一段“神话传说”,如南朝宋高祖刘裕出生时“神光照室尽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树”;唐太宗...又...

说起吕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她把美丽的戚夫人残忍地折磨成“人彘”,人彘是什么?就是把人的四肢砍掉,眼睛挖去,耳朵熏聋,嗓子至哑,毛发拔掉,光秃秃血啦啦的不...好弥...

说到刘邦吕后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可以说没有吕后,可能就没有日后当皇帝的刘邦了。刘邦人生的转折,就是从娶了吕后开始的。民间一直都有一种说法,说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