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著名方士——会算命的那些牛人

方士的成分很复杂，既有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既有从事传统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也有普通的农夫商贾，还有出入宫廷的政客，最多的还是隐士、释道之徒。他们有的不亚于三公九卿，被皇帝作为座上宾。有的类似于乞丐，被百姓列于下九流。历史上的方士是具有特别技能的人。宋代的《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御街应市两岸术士，有三百余人设肆。年夜抱灯，及有多般，或为屏风，或做画，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鬼神，驱邪鼎沸。”这些人各有本领，在江湖上颇具神秘色彩。 　　因此，对方士的评价不可偏执，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方士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扁鹊、葛洪、僧一行、邵雍、张君房，他们在医学、天文历法学、哲学等方面有杰出建树。有的方士，如管辂、萧吉、蔡元定、陈抟、张三丰等，有待重新评价。有的方士丧尽天良，谋财害命，是人类的害虫。 　　方士是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历代正史都载录了他们的事迹，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都设有方士传。《后汉书·方术列传》指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术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

一 先秦方士 　　周朝的政治家姬旦（周公）是一位了不起的术士，他精通卜筮和相地术，为周朝的兴盛立下了大功。 　　战国时的鬼谷子是谋略术的宗师，他的捭阖之道神秘莫测。 　　扁鹊是杰出的大夫，他到各地行医，以精湛的技术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邹衍是五行说大师，他精通天文、历法、地理，推而远之，以至窈冥不可考之事。 　　当时的官臣之家往往收养门客，门客里有不少术士，如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门下都有许多身怀绝技的高手，但这些术士隐姓埋名，不为世人所知。 二 秦代方士 　　秦始皇迷恋长生不死之术，笃信命数。有些怪迂苟合之徒，如卢生、韩终、徐福、侯生,都投奔秦朝。徐福，琅琊（今山东胶南诸城附近）人，他上书秦始皇，称海中有三神山。秦始皇信以为真，派他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求仙山，后不知所终，或许是遇海难，或许是漂到某海岛定居，后者可能性更大，民间传说是到日本去了。 　　术士卢生，燕（属今河北）人，他四处求访神仙，从海外带回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不知道“胡”是胡亥，派三十万人北去击胡，使京城咸阳空虚，外重内轻。卢生又劝秦始皇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则真人至，使得秦始皇脱离群臣，性格孤僻。卢生自知秦始皇刚愎自用，仙药难求，于是逃离京城，不知下落。秦朝终因术士的误导而亡国。　　汉武帝迷恋仙道，重用术士，先后宠信李少翁、李少君、奕大、董仲舒等人，《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 　　新垣平，赵人，文帝时以望气见闻。《史记·封禅书》：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阳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出其乎’。” 　　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的望气术都是伪诈，新垣平被诛。 　　李少君，西汉汉武帝时方士，齐（在今山东）人。他极力劝导汉武帝求仙，受到汉武帝宠信。《史记·封禅书》：“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其生之属，而事化丹少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 　　传闻李少君有不死之方，尸解为仙。《抱朴子·论仙》： 　 “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故出于汉，以假途求其财，道成而去。又按《汉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将去也，武帝梦与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云太乙请少君。帝觉，以语左右曰，如我之梦，少君将舍我去矣。数日，而少君称病死。久之，帝令人发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 　　少翁，不知其姓，齐人。能玩弄幻术，使汉武帝从樵中看见死去的王夫人。又劝汉武帝在宫室画天、地、太一诸神，置祭具以致天神。《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少翁伪造帛书放进牛腹，又诈言牛腹有奇，此事被人揭发，少翁被诛。 　　奕大，自称与少翁同师，常往来海中，见到过仙人安期和羡门。汉武帝拜他为五利将军，佩六印，贵振天下。后被诛。 　　西汉末年，王莽改汉朝为新朝。王莽借用术数为改朝换代服务大造符命，举行神秘的祭祀，声称要学黄帝成仙。方士苏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议在宫中修建八风台，酿仙液，敬鬼神，当王莽被农民起义军围困时，有数千朝臣到南郊哭天，乞求上苍显灵。 　　方士刘守，精通星历、谶记，为王莽出谋划策，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企图在新朝捞一把。其后，又见风使舵，投奔刘秀。 　　东汉光武帝刘秀迷恋方术，身边有不少专门研究谶记和王气的术士，并且四处笼络术士。如公孙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汉代至平帝有十二代，历数已尽。刘秀写信给公孙述，劝他归顺汉室，不可造次。术士为刘秀登基及稳定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汉淮南王刘安的门下有一批术士，其中有八人被称为八公，他们分别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录异记》说他们八人“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回日驻流，役使鬼神，鞭挞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 　　《后汉书·方术列传》称“张衡为阴阳之宗，郎凯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张衡精通阴阳学，擅长占星术。 　　张角等人本是术士，为人请祷咒符水以疗病，分别创立了太平道和五斗米教。道、术不分。后来，道徒起义，波及全国，形成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给东汉统治以沉重打击。 　　东汉的荆州刺史谢夷吾从小就受到术数文献的熏陶，《后汉书·谢夷吾传》记载他“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征，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 　　术士樊英在壶山传授术数，《后汉书·樊英传》记载他“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 　　郎宗，字仲绥，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曾推测某日某时京师有大火，后果如其言。其子郎少传父业，昼研精义，夜占象度，闻名州郡。 　　张楷，汉桓帝时人，《后汉书·张霸传》记其“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 　　甘始，精通长生之术，老而有少容，自言曾在南海作金，投数万斤金于海。 　　封君达，陇西人。传闻他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举山修炼，服水银百余年。常乘青牛，号青牛道士 。为人治病，以腰间竹管中药给人服用，或下针，应手皆愈。 　　孟节，上党（今山西长县西）人。能辟谷不食，含枣核，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 于吉，又称干吉，干室。琅琊（今山东临沂北）人。传闻他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道教以他为创始人之一，把《太平经》托名于他。

三国时期，方士受到各国重视。《三国志·吴范传》记载吴国“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 　　曹魏方士如云。曹操搜罗了许多擅长养生术的方士，如甘始、左慈、郄俭名噪一时。华佗不愿意依附曹操，竟被杀害。 　　左慈，字元放，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人。在天柱山修道，得金丹仙经。《后汉书·左慈传》记载左慈有幻术，“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顺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左慈还变出了生姜等物，宾客哗然。 　　曹魏名声最大的方士有管辂，他是山东人，据《三国志》本传，他多次为人算命，一次，广平刘奉林妇病困，已习棺器。时正月也，使辂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时，林谓必不然，而妇渐差，至秋发动，一如辂言”。这是预测女命的死期。又有一次，吏部尚书保晏请管辂算命，管辂面对权贵，没有阿谀，而是指出：“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未有损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后来，这两位大臣都受诛连。 　　管辂在世时，受到很多士大夫的崇敬，安平人赵孔曜荐管辂做官，说：“辂雅性宽大，与世无忌，仰观于文则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今明君方垂神幽薮，留精九皋，辂宜蒙阴和之应，得及羽仪之时。”然而，管辂并没有受重用，只当了个治中别驾。他谈自己的命说：“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行讳，但人不知耳。”后来他果然在48岁死了。 　　据《梁书·刘峻传》，梁高祖萧衍曾经为管辂可惜，认为他“有其才而位不达”。刘峻则认为命不可知：“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璋特秀，实海内之髦杰，岂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臣，年终四十八，天之极施，何其寡欤？然而高才而无贵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叹，焉独公明（管辂字）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论，莫知其辨。”管辂确实有才，但他是什么才？以预测为业的人，这种才到底对社会有什么作用？何况，他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么？有谁能证明这些道听途说？ 　　传说诸葛亮相信命理。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述：蜀吴联合抗魏，诸葛亮屡次出兵都不利，久劳成疾，他夜观天象，大呼：“吾命在旦夕矣！”并对姜维说：“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以变其色，足知吾命矣！”诸葛亮祈禳以避凶，命令姜维率领49个士兵环绕帐外，自于帐中设得花祭物，中布7盏大灯，顺布49盏小灯，内安1盏本命灯。每天祝告天帝，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不料，魏延鲁莽地进入帐内，碰灭了主灯。诸葛亮长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主灯已灭，吾岂能存乎？不可得而禳也！”不久，诸葛亮长辞于世。 　　这段描述，反映了明代的星命习俗。在诸葛亮所在的那个时代，虽有命理观念，但还没有完备的星命法式，文学作品有夸张和神化的成分。

晋代一百多年，方术盛行，出现了不少方士。按方士数量比较，东晋多于西晋，南方多于北方。这时的方士出现一个新动向，即方士形成一个个群体。以葛洪的传承为例。 　　葛洪从祖父师葛玄师承三国初年的左慈，葛玄常服气饵术，能用符，每醉则潜入水底，经日方出，被道教尊奉为“太极左仙公”、“冲应真人”。葛玄传业给郑隐。 　　郑隐从小研习儒学，明辨五经，对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谶记均有涉猎。他从葛玄学习方术，受《九鼎丹经》《太清丹经》，年80而体力充沛，后隐居霍山，不知所终。 　　郑隐把方术传给葛洪。葛洪得到《金银液经》等书。郑隐有弟子50余人，壮大了左慈一派。 　　葛洪还向岳父鲍靓学习。鲍靓担任南海太守时，结识了在罗浮山修炼的葛洪，以女妻洪。鲍靓的方术源于汉末阴长生，阴长生传给魏伯阳，魏伯阳传给淳于叔通和徐从事。鲍靓将阴长生的授道诀和尸解法传给葛洪，并授给他与世不同的《三皇文》，使葛洪大长见识。 　　葛洪以方术传给侄子葛望、葛世，弟子滕升、黄野人等。 　　由于晋代以派别承传方术，使得有名望的方士增多，史书上也作了大量记载。以下简要介绍一些方士的事迹。 　　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以望气推测朝代兴替，以相术判断人之祸福。 　　步熊精通卜筮，为成都王颖射覆，无所不中。他有众多门徒。 　　韩友也善于易占，能图宅相冢，行厌胜之术。 　　萦明习阴阳天文，尤善术数占候，能以占梦预测吉凶。 　　幸灵少言寡语，有痴态，自称能以水治人病，并能驱鬼怪。 　　魏华存学辟谷，服胡麻散和茯苓丸，被后世上清派奉为宗师。传闻她是司徒魏舒之女。 　　单道开能吞食细石，治疗眼疾，起居无常，晚年隐于罗浮山。 　　以上，单道开和萦都是敦煌人，说明西域与中原文化加强了交流，魏华存既是道人，也是方士，方士和道士 没有明显的区别。

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至589年隋灭陈，南方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史称南朝。自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至581年隋代北周，北方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政权，史称北朝。 　　荆州人邓郁隐居衡山之岭，断谷30多年，唯以涧水服云母屑。 　　陆法和隐居江陵百里洲，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梁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后入北齐，被文宣帝重用。他预知死期，坐绳床而终。其事迹见于《北史》。 　　《北史·艺术传》对方士多人记载，如：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阴阳，九宫及兵法，善风角。明元时，丧乱之后，有人诣早，求问胜术，早为设法，令各无咎，由是州里称之。”王早还能以符化凶，占风测事，观天报雨。 　　“耿玄，巨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门，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赍持及来问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林占》，时或传之。” 　　颜恶头，妙于卜筮，预测生育及死亡事。后不为彭城王卜筮，被杀。 　　许遵，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齐武帝引为馆客。 　　《魏书·释老志》也记载有方士事迹： 　　京兆人韦文秀本是关右豪族，隐居不仕。太武帝问其炼丹事，答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暗遇，难以预期。”太武帝派尚书崔赜与他一起到王屋山炼丹。 　　河东人祁纤善于相术。 　　颍阳人绛略、闻喜人吴邵善于导引养气，活到一百多岁而神气不衰。河东人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五条山。 　　南北朝方士的特长大抵有两类，一是据《周易》作卜筮，预测人事。一是追求长生术。方士的形象很神秘，受到统治者宠信。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属南京）人。据《南史·陶弘景传》介绍： 　　陶弘景在10岁时得到一本葛洪的《神仙传》，昼夜研习，有志养生之道。永明十年（492年），陶弘景正式开始修道：“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 　　陶弘景兴趣广泛，“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 　　陶弘景与梁武帝关系密切。当梁武帝代齐之时，“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梁武帝对他“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梁武帝为他建朱阳馆、太清玄坛，以示支持。 　　陶弘景热衷炼丹成仙。“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 　　陶弘景的著述很多，现存《真诰》二十卷，《登真隐诀》三卷，《真灵位业图》一卷，《养生延命录》二卷，《华阳陶隐居集》第二卷。他还撰有《占候》、《玉匮记》、《学苑》等书，已佚。他在天文、历算、地理、医药、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受到世人的充分肯定。 　　由于陶弘景一直隐居在茅山，在整理道教上清派的文献方面很有成就，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中心，陶弘景因之成为茅山道教的开山，人称茅山派祖师。 　　邓郁隐居衡山，在山顶上搭了两间小木屋，断谷30多年，惟饮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又为梁武帝炼丹，丹成而供于楼。 　　梁元帝在位时，请术士画武陵王萧纪的像在木板上，亲自钉萧纪的肢体，作为厌胜之术。 　　据《魏书·术艺列传》，有位术士叫殷绍，他“少聪敏，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学博士”。他跟随隐士成公兴、法穆钻研术数，“演隐审五脏六腑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圭、《周髀》。”又编撰《四序堪舆》传世。 　　有刘灵助者，先是卖术于市，后来事从尔朱荣。他自以为有神灵相助，煽动民众，起兵为燕王，妄说图谶，作诡道厌祝法，结果战败被杀。 　　北齐世祖武成皇帝高湛相信算命，术士魏宁推知他的死期。《北齐书·方技传》记载：“魏宁，巨鹿人，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武成亲试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托为异人而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惊曰：‘是我！’宁变辞曰：‘若帝王有法’。又能阳子术，语人曰：‘谣言：卢十六，雉十四，犍子拍头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数，太上之祚，恐不过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可见这时的算命是以出生年月为基准，尚无日时算命法。魏宁“善推禄命”，已有了一套理论，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征为宾僚，已经作为一种职业了。

王远知是隋唐时期的神秘人物。其母怀孕时，白昼梦见有灵凤集于身。有沙门宝志预测“生子当为神仙之宗伯也”。王远知从小聪敏，博览群书，入茅山师事陶弘景，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 　　王远知历三朝而宠不衰，其父昙选曾任陈朝扬州刺史，陈主闻远知名声，召入重阳殿，令讲论，甚见嗟赏。隋炀帝为晋王时，曾召见王远知问策。炀帝即位后，对王远知执弟子之礼。 　　李渊图谋起事时，王远知密传符命，太宗平王世充，王远知断言其“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于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大受观，降玺书云：“先生操履夷简，德业冲粹，屏弃尘杂，栖志虚玄，吐故纳新，食芝饵术，念众妙于三清之表，返华发于百龄之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非夫得秘诀于金坛，受幽文于玉芨者，其孰能与此乎！”是年，王远知卒，终年126岁。高宗时溢为升真先生，武则天时改谥升玄先生，恩宠不衰。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化也相当发达，出现了一大批博学的方士。如，韩愈《昌黎集》卷36《毛颖传》记：“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在众多的方士中，有以下几类最突出： 　　命理学宗师李虚中事迹，在唐代文献中很少记载。据考，李虚中，生于公元761年，卒于813年，字常容，祖籍陇西（今甘肃陇西南），生于河南。进士及第，试书判入等补秘书正字，后授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唐人韩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称李虚中“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不失一二”（见于《昌黎文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李虚中命书》题解称李虚中是魏侍中李冲的八世孙，唐代没有载录他的《命书》，到宋代才见记载，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都有其书目。历代自诩为算命大师者，多如牛毛，然而，李虚中是中国算命术的第二号知名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徐子平，他们两人是公认的命理宗师。 　　方士张果的事迹，《旧唐书》本传记载“张果者，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算果，则懵然莫知其甲子”。文中没有提及张果是否会算命。《四库全书》馆臣为《星命渊源》作的提要论及《果老星宗》，但没有收录其书。现存托名于张果的《果老星宗》有10卷，题明陆位辑校，是一本命理术大杂烩。 　　相士袁天纲知道命理，曾经为武则天等人看相，推断生男生女、贵贱贫富。《新唐书·袁天纲传》记载他给张行成、马周看相说：“马君伏犀贯脑，背若有负，贵验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泽赤而耳无根，后骨不隆，寿不长也。张晚得官，终位宰相。”据说，袁天纲竟然常有灵验，人以为有神助。 　　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写了《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开元大衍历经》。 　　李淳风擅长历法和术数，曾制作浑天仪，有《乙已占》传世。《新唐书·李淳风传》记载：“淳风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竟有鬼神助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 　　叶法善掌握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怪鬼。睿宗时担任鸿胪卿，封越国公。 　　严善思通晓预测术。圣历二年有荧惑入舆鬼，皇后问吉凶如何，严善思说有大臣将死，果然王及善卒。 　　金梁凤知人贵贱夭寿。裴晏在河西做官，金梁凤断言他可以升为御史中丞，后来果然如此。玄宗和肃宗都很器重金梁凤。 　　许元长，金陵（今江苏南京）人，能日行千里。康骈《剧谈录》：“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是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而出，及旦，寝殿始开，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 　　明崇俨，洛州偃师（今属河南）人，能作法取远处物。《新唐书·方技传》：“盛夏，帝思雪，崇俨坐顷取以进，自云往阴山取之。” 　　俞灵，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在衡山修道，自称掌握了回风术，能坐见天下事。 　　刘玄靖，在衡山石穴隐居，炼气绝粒，以“少和寡欲”为养生之旨。 　　羊，曾任夹江县尉，罢归，隐居委羽山。辟谷，食青云芝，惟饮水。 　　此外，还有炼丹的、择吉的、卜筮的方士，术数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清高和神秘的面孔出现在民间。

五代至宋时，陈抟隐于华山，擅长预测术、黄白术、飞升术，被后世术士推崇为宗师。《旧五代史·周书十》记载：“陈抟，陕西人，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未几，赐之书，敕陈抟：‘朕以汝高放射夫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甘隐天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可见，陈抟在世时，就受到周世宗重视，使之名声大振。考证史籍，陈抟的事迹愈传愈神，诸如《无极图》、《太极图》、《先天图》都归功于陈抟的创造，宋代学者在这些图式基础上，把《周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北宋徐子平是算命术的宗师。徐子平，名居易，生平事迹不详，传闻他在五代末年与陈抟一起隐居华山，著有《徐氏珞 子赋注》二卷，他在李虚中的三柱法（年、月、日推算法）的基础上，发明了四柱法（年、月、日、时推算法）。以四柱的干支为八字，以八字中的生克制化关系推测人生命运，这套算命方法对社会影响尤为广泛，以致于八字法称为子平法。元代刘玉在《已疟编》云：“江湖谈命者有子平、有五星。相传宋有徐子平，精于星学，后世术士宗之，故称子平。”清人顾张思在《土风录》专列《子平算命》，作为一种民俗。港台流行的《渊海子平》，就是以“子平”为名的算命术名著。历代相信算命的人都把徐子平奉为神灵，崇拜之至。实际上，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惟一的“功劳”是把算命复杂化了。 　　宋代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创立了理学的象数学派。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宋史·邵雍传》记载他“探赜索隐，妙吾神契，洞彻蕴奥……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解矣。”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对邵雍执教师之礼。现存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演绎之书，书中认为天地间的一切都有数，象数是最高准则。邵雍是一位杰出的术数大师，但很少有人研究他。 　　张行成，人称“观物先生”，他根据邵雍的《先天图》和《观物外篇》，参考扬雄的《太玄》、司马光的《潜虚》，写成《述衍》一书。他以象数解释世界的图式，以理作为宇宙的本源。象数学的发展使术数由浅层次走向深化，哲学的内涵增多了。 　　宋代周克明精于数术，凡律历、天官、五行、谶纬及三式、风云、龟筮之书，靡不究其指要。一次，有大星出氏西，群臣莫能辨，或言凶兆，周克明据《天文录》、《荆州占》断言，其星名曰周伯，是德星，见之则国大昌。 　　楚衍，开封人，对于《九章》、《缉古》、《缀术》、《海岛》诸算经尤得其妙，谙熟相法及《聿斯经》，善推步、阴阳、星历之数，谈论休咎无不中。 　　王仔昔，洪州人，自称遇仙人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来事，徽宗赐他为冲隐处士。 　　孙守荣是个盲人，擅长风角、鸟占之术，以音律推五数，播五行。测度万物始终盛衰之理，与人交谈片刻，就知道休咎。类似于他这样的盲人术士还很多，俗语说“盲人心静”，盲人算命比明眼人更能揣摩对方心理。 　　宋朝有不少算命师，各有神通。 　　王讷——宋太宗时人，王赞宁任史馆编修，王讷推算王赞宁命孤薄、无贵寿。 　　马处谦——因病失明，其父使学《易经》以赡衣食。又跟随隐士学星算之诀，为赵匡胤推测寿命。 　　程惟象——以占算游京师，言人贵贱祸福。宋英宗在潜邸，请程惟象预言其兆，后来又赐御书给他。他给张宣徽算命，竟然说中了张的死期。 　　张衍——以算命术游历于士大夫中间，认为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不能荫袭于子孙，贫约如初，所以贵而不福。 　　邹元佐——涉猎群籍，以人之年月日时分配金木水火土而推其生旺休囚，附以官贵禄马刑杀，考其寿夭祸福贵贱贫富。京师的贵人争相登门求他算命，遂成大富。邹元佐曾说：凡看命，须随所见即谈，无不言中，若稍涉思虑则相去遂远。著有《洪范福极彝伦奥旨》五卷，《贵命四十九格》行于世。 　　孙黯——擅长命理术。何文缜在太学时请孙黯算命，孙黯说他命极贵，位极人臣，但当死于异域。后来，何文缜廷试第一，又拜为少宰，随皇帝北狩，死于边塞。边塞即异域，在家乡之外的地方都是异域，何文缜走上仕途就意味着要客死异域，孙黯说出的不过是常理。 　　刘童子——四川人，以年月日时推测命运，强调天地合德，曾为韩平原算命，推测其财禄和气数。 　　宋代有不少名医，如：庞安时，钱乙、刘翰、王怀隐等。有些医家精于方术，以察脉预测人的祸福，如“僧智缘，随州人，善医。嘉末，召至京师，舍于相国寺，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争造之。王与王安石在翰林，疑古无此，安石曰：‘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乃见于其君之脉，则视父知子，亦何足怪哉！’”诊脉而断他人吉凶，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进步的思想家王安石却相信诊脉的奇效，说明神秘观念普及人心。 方士参与国政。苏澄隐以养生之术而著称，他告诉太祖赵匡胤：“臣之养生，不过精思练气尔，帝王养生即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亨国永年，得此道也。” 　　以上史料出自《宋史·方技传》。此外，宋代其他文献也记载了方士的事迹。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云：“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录炼成金。” 　　宋代方士还有丁少微、陈崇政、陈楠、甄栖真等。

蒙古国大臣耶律楚材身兼巫卜之职。《续资治通鉴宋纪·宁宗》记载：“楚材通术数之学，尤遂于《太玄》，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预卜吉凶，亦自烧羊胛以符之，然后行。”嘉定十七年（1224）蒙古主得一鹿身马尾的怪兽，问楚材是否有凶。楚材回答：“此角角端，解四夷语，是恶杀之象。今大军征西已四年，上天恶杀，遣告陛下，愿承天心，宥此数国人命，实无疆之福。”蒙古主于是收兵。 　　元朝有个俞竹心，算命有名声，陶宗仪在《辍耕录》记载：“至元（元惠宗年号）己卯（1339）间，娄敬之为本路治中，尝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娄深信其说，弃职别进，适值壬午（1342）更化俯就省掾，升除益都府判，改换押字，宛然真书‘一品’二字，未几卒于官所。此偶然耶？抑数使然耶？”陶宗仪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务实学者，不好谈鬼神，而对此事感到惊奇，说明俞竹心算命很神奇。娄敬之的仕途被俞竹心偶然言中，这应归于俞竹心的全面考察。如果娄敬之是个庸常之辈，俞竹心能够说他官至一品？大凡一个人的前程，根据他目前的表现是可以推测出未来的，至少可以推测个大概。

谈到明代方士，《明史·方技传》有一段论述：“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圣之绪余，其精者至通神明，参造化，讵曰小道可观已乎。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下，要非妄诞取得宠者所可几。张中、袁拱，占验奇中，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浅见鲜闻不足道也。” 　　明初，有几位方士以预测而知名。 　　有位方士叫张中，常戴铁冠，人称张铁冠。他隐居幕府山，间或至城镇，为人算命，多次为朱元璋预测战事，一时称为神算子。这些算命先生为朱元璋取代元朝制造神的依据，朱元璋借以神化自己，以示君权神授。他自称“先知先觉”预言必中。他经常接受朱元璋的咨询。朱元璋平定南昌，兵不血刃，张中预测将会有流血事，后来康泰谋反，一如中言。还有一位方士叫周颠，沿街乞食，疯疯癫癫。太祖讨厌他，命以巨缸盖住，积薪烧之，薪尽而颠无恙。 　　洪武年间，朱元璋亲自撰写《周颠仙传》，这个周颠，没有名字，因为语言无恒，时人就称他为颠，然而，周颠帮助朱元璋预测战争形势及胜败，每言必中。 　　与此同时，大臣刘基也以方术辅佐朱元璋，从征战到定都，从用人到礼仪，都由刘基从方术论证。刘基，人称刘伯温，《明史》有传。 　　袁珙，精通相人术，其法以夜中燃两个火炬，视人形状气色，参以所生年月，所相士大夫数百，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日，无不奇中。他居住鄞城西，自号柳庄居士。 　　周述学，博学通识。《明史》本传记载他：“读书好深湛之思，尤遂于历学，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纬细行，为《星道五图》，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与武进唐顺之论历，取历代史志之议，正具论舛，删其繁芜。又撰《大统万年二历通议》，以补历代之所未及。”明代流行幻术，有个方士叫何九师，山东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在大旱季设坛求雨，行符术，求雨，他还能在湖边呼唤鱼出。 　　名医葛乾孙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以怪诞的方法为人治病。《明史·葛乾孙传》记载一个事例：“富家女病四肢瘘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无效。乾孙命悉去房中香奁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方术大多掌握在道士 手上，道士 除了修道，还以术数混迹于世。道人实际上也是方士。 　　道士 刘渊然自称能呼召风雷，先后受到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四朝宠信，赐号大真人。 　　张三丰的事迹最为传奇。《明史·张三丰传》说他“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欣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外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传闻他预言武当山异日必大兴，后来武当山果然成为道教圣地。又传闻他死而复活，踪迹奇幻。 　　龙虎山上清宫道士 邵元节极受世宗器重，让他总领道教，专司祷祀。凡雨雪愆期，皇嗣未建，都要建醮求神，邵元节偶有灵验，世宗就大加赏赐，修建真人府，以40名校尉供其洒扫。恒用，要有未可遂废者。

万民英重视算命术理论，面面俱到，近乎繁杂。但行文通俗，读书人都能看懂他的书,明代命理家在江湖上兜售其术，五花八门，各有神通。如：　　郭景夏——少得刘伯温秘籍，精通星命，尝判某家命云：双双燕子入池塘，又见美人梁下立。后来，这家的两个儿子竟然溺死池中，妻子见之遂缢于梁。这件事载于《福建通志》。　　郑希诚——在山中遇异人，授以《果老五星》一帙，乃以五星推命，其法问人生辰即写出七政四余和化曜于盘上，倒悬仰观，就可以知道人的寿夭祸福。有《占词》传世。事见《温州府志》。　　万祺——字维寿，南昌人，精禄命，多奇中，由掾史升为主簿。景帝不豫，石亨将谋复辟，以问万祺，万祺赞其决，遂有夺门之功。英宗时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保。事见《江西通志》。　　金鬼谷——家住苏州醋库巷，以命理术闻名于吴中。事见《苏州府志》。　　高平川——延安府人，精通星命，为李某算命，李后来竟然官至丞相，李欲封他为官，他说：“宁日不再食，勿以薄分辱名器。”年80而卒，贫不能葬。事见《延安府志》。　　胡日章——少学禄命，得异人诀。每与人算命，作绝句一首，多有奇中，言必依于孝友忠信。年90余卒。事见《喜兴府志》。　　刘兴汉——字思吾，邵阳人，工日者术，每与人言，必以修命造命是训。有一友人由贫贱成为显宦，刘兴汉不相求，逮友人事败，多有受牵累者，惟刘兴汉超然事外。事见《宝庆府志》。

　　清代的方士已经完全退居社会末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精通数学、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的畴人。从《清史稿》看，方士已经失去了昔日作为宫廷贵宾的显赫地位，沦落江湖。　　民间流行相地术。清初的相地大师是蒋平阶，他向祖父学习了十年相地，又遍证大江南北的名墓，撰写了《地理辨正》一书。他认为事贵心授，非可言罄，古书充栋，半属伪造。其弟子有张仲罄、骆士鹏、吕相烈、姜尧、胡泰征、毕世持等。清代还有一位相地名流叫章攀桂，尤精形家言，为明人张宗道的《地理全书》作注。当时的相地大师偏重于相阴宅，以葬地论大吉凶。而对阳宅过于忽略，说明相地术的迷信色彩加剧。　　徐大椿——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句卒、赢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于医，世多传其异迹。　　刘禄善风角，曾经为清世祖占卜，预测粮草的到达之期，又善相人，谓张廷玉、史贻直将来都可以成为太平宰相。　　戴尚文，有奇术。《清史稿·艺术传》称他：“从鸿泸卿罗典学，凡天官星卜诸书，无不究览。尝曰：‘吾治经，师罗先生。吾术数，未知孰可吾师者？’闻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门，经师焉，尽得其秘。归，应乡试长沙，同舍生失金，尚文占曰：‘君金若干，盗者青衣，手鱼肉，前行，后一白衣随之，肩荷重物。以某时，候驿步门外，可获也。’如其言往，果验。尝侍母夜坐，心动，知偷儿入宅。取进泥涂灶门，忆符封之，偷下得去。”这位戴尚文还会测字、射覆、观天象、设坛作法，名震三湘。　　清代盛行推步之学，荟萃中西历算，开古学之榛芜，补西人之罅漏。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明安图把传统的天文学、数学与西方学术相结合，颇多建树，他们已经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家。　　本世纪以来，算命术仍然风行。上海的袁树珊就是一个世代算命为业的术士，他生于晚清，撰《命理探原》八卷，这是一部命理学巨著。前五卷叙述算命的基本理论，后三卷叙述有关算命的言论、实例、注意事项。第八卷《星家十要》强调算命的职业道德，应当具备学问、常变、言语、敦品、廉洁、劝勉、警励、治生、济贫、节义这十方面的修养。他说：“为富贵者宜勉其学宽，为聪明者亦劝其学厚，为士者宜劝其敦品劝学，为家者宜劝其尽力田畴，为工者劝其专心技艺，为商者劝其诚信无欺。此皆星命家应尽之天职，不可不知。”看来，袁树珊试图把算命术往健康的道路上指引。但是，算命本身就是一个迷信活动，又怎么可能健康？除了《命理探原》，袁树珊还整理出版了清人任铁樵撰注的《滴灭髓阐微》，使这个罕见的孤本刊行于世。

九十年前火遍四川的“刘神仙”，大小军阀全听他的话，结局有点惨

一个装神弄鬼的算命先生，真能把四川军阀耍得团团转？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件事。

民国成都街头算命先生

刘神仙本名刘从云，生于1883年的四川威远县。根据原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的回忆，刘从云小时候入过私塾，读了不少书（学者郑光路在《四川旧事》中提及，刘从云在私塾读书12年）。

也不知道刘从云这么多年到底读了什么书，总之他学会了江湖“门子”，本人又非常精明，能说会道，就开始摆地摊算命。有人可能觉得，读了这么多年书，当个算命先生太可惜了！但是，刘从云这个算命先生，从一开始就很不一般。

虽然他也给人家看相、占卜，但闲暇之时刘从云从乡野村民的口中，得知了大量地主士绅的情况。加上自己的能言善辩和简单推算，他算的命、测的字，大多数都非常“灵验”。就这么，十里八乡就传开了，都称呼他“刘神仙”。

刘从云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知道当时四川乱，有本事肯定能混出来。于是，他自号“白鹤”，创立了所谓儒、释、道混合的教派，当时人称“孔孟道”。怎么吸引人加入呢？刘从云教入道者修习法术。他说：“做功运气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颗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妇间也不能泄露。”

附近的老百姓本来就相信刘神仙不一般，一听说他要传道，纷纷前来学习。其实所谓的修习法术，后来的入道者蒋尚朴也说了，“自然是些幻觉”。但是有人相信啊，天天就这么幻想着有“红线”、“红珠”，指不定哪天就觉得自己看到了。

就这么，刘从云聚拢了第一批“死忠粉”，开始到处设坛施法，广收教众。刘从云从1911年开始传道收徒，一开始面对的是底层老百姓，那时候天灾人祸，他就宣传“浩劫就要来了，眼看桑田变沧海，人们想逃避浩劫，只有信仰孔孟道”。就这么到1925年，他大概收了道徒一万多人，其中也有一些士绅和地方上有权势的人物。

有此基础之后，刘从云开始向四川中上层活动。

刘湘

底层老百姓啥都没有，特别好哄骗，那些中上层人物就不一样了。比如那些大生意人，人家才不信什么神仙呢，信的是大洋。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信的是枪炮。刘从云为了在这些人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可算是煞费苦心。

首先，他选择一些比较活跃的“死忠粉”，经常对他们说：“你的根基很好，是前代某某（历史或小说中的有名人物）的转世，今后前程远大，定能治国安邦。”这些人一听，立刻激动起来，对刘从云言听计从，不计花费的到处替他宣传，尤其是想办法拉拢军政商界的人物。

紧接着，刘从云把那些拉拢过来的中高层人物，分别组织到成都、重庆和万县等馆坛中作为一百零八位“将星”。

四川的军阀中，最先“入道”的是川军21军副官长刘佛澄、团长蒋尚朴，1925年，大军阀刘湘经刘佛澄介绍也入了道，道名“玉宪”。刘湘的妻子十分相信善恶因果的说法，更是对刘神仙顶礼膜拜。之后，邓锡侯、刘文辉、杨森、田颂尧等等也陆续加入，到1933年左右，四川的大小军阀很多都信了刘神仙的“孔孟道”。

尤其是刘湘，已经把刘从云当成了自己的军师，“以神治军”，言听计从。蒋尚朴回忆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1928年，刘湘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枪械弹药，但是被蒋介石扣住了。刘湘此时十分担心，怕自己被杨森等人联合击溃，于是派蒋尚朴前往汉口找刘从云。

刘从云的说法是，枪械就不要想了，要不回来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集中兵力，很快重庆将会有战事。此战刘湘必须亲自出马，指挥王陵基、王缵绪、范绍增等作战。与此同时，安排唐式遵守重庆，以警戒赖新辉和刘文辉。除此之外，刘从云还有其他一些安排。

蒋尚朴回到重庆，如实告知了刘湘，刘湘因此调整了部署，之后果然遇到杨森等人联合进攻重庆，幸好提前准备，刘湘取得了大胜。

这么看的话，这个刘从云似乎还有些本事啊！

民国街头算命先生

所以，你要真把刘从云看成街边算命先生，那就低估他了。而且，刘湘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不可能把身家性命交给一个神棍吧？刘从云有些本事，是因为他确实读了一些兵法的书，另外为人诡诈，心思细腻。最重要的是，刘从云从不凭感觉瞎说，他之所以能“预知”战事，并安排如何打仗，蒋尚朴后来回忆说：“他大概探听到了内幕消息，断定重庆要有战事。”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时刘从云的信徒众多，几乎四川各路军阀都有中高层对他言听计从。所以，只要他随便旁敲侧击一下，就能“预知”之后的四川战事发展。刘湘之所以相信刘从云，当然不是觉得这是个“神仙”，他肯定也意识到了，刘从云对四川军政商各界的巨大影响。

1930年，中原大战之时，刘从云专门为刘湘制定了《平定中原作战方略》，野心十足。这当然十分合刘湘的胃口，简直把这位神仙当成了孔明先生，把这份方略当成了《隆中对》。

到了1931年，刘神仙亲自指挥的“武装道徒”，已经扩大到了一万三千九百多人。而四川所有重要军阀基本都成了他的门徒，刘从云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时刻。

刘湘和刘从云，也算是互相利用，关系越来越好。早在1929年夏末，刘湘、潘文华和唐式遵就在重庆买了一所大房子，布置豪华，作为刘从云的新住宅，据说这宅子一共花费了四万多银元。等到刘从云住进来之后，刘湘还每月送来生活费三百元，十分“虔诚”。

不过，刘湘也不傻，他有自己的分寸。按照蒋尚朴所说，刘从云经常借着占卜发布指示，让刘湘把军事、财政大权交给自己。刘湘当面不好说什么，毕竟手底下很多人都是刘从云的信徒，撕破脸不好看。于是，刘湘就让蒋尚朴从中斡旋，不停地拖延，始终不肯交出大权。

刘湘又不傻？刘从云现在手里有了兵，信徒这么多，还想要财政军事大权，这不是明显想要把自己踢下去吗？总之，这时候的刘湘，就是表面上听刘从云的话，实际上利用他稳定自己的地位。至于这个刘从云野心很大，刘湘自然明白，他也在找机会，把这个神棍一脚踩死。

1933年10月，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王陵基

当时，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集中兵力与红军作战。作为“军师”，刘从云专门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印成小册子分发到各路指挥官手里。不仅如此，刘从云还想趁此机会提高自己的威望，他首先撺掇军中自己的门徒，推举自己到前线亲自指挥。然后又通过占卜，说关公指定他为“军事委员长”，并且还发了就职通电。

你看，这个刘神仙是正儿八经地想取代刘湘了。其实，刘湘手底下的很多高级军官，虽然是刘神仙的信徒，但并非死心塌地地相信这个神棍。大部分人都觉得，既然别人都入了道，自己不去显得不合群。真遇到打仗这样的事情，大多数人并不服刘从云。

比如川中老牌军阀王陵基，就专门给刘湘发电称：“钧座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命，誓死反对！”刘从云得知以后暴跳如雷，立刻把王陵基调回了成都。第2师15团团长严啸虎，上书让刘湘杀掉“妖人”。范绍增也经常骂道：“我X他先人他都不晓得，狗屁个神仙！”

所以，不仅刘湘在等时机，很多高级指挥官也在等时机，看刘从云什么时候玩不下去了。现在，面对红军，刘从云可没那么多内部情报了。于是他经常通过占卜吉时良辰，安排部队出兵。部队的行进方向，也必须是算出来了，不能有误。

有一次命令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潘师长按照指定的方向前进，结果遇到了大山，旁边还是断崖，于是发电请示。刘从云回电说：“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嗦？”官兵们听了这样的命令，气得无话可说。

在刘从云的指挥下，刘湘的部下一败涂地。

街头算命先生

大小指挥官为了撇清干系，全部破口大骂刘神仙，说他贻误战机，必须“自裁以谢川人”！刘从云一看大势已去，再装下去必死无疑，立刻拍拍屁股溜走了。

刘神仙离开四川之后，又四处游历，继续广收信徒。在上海，他得到了杜月笙的帮助，又混得风生水起。解放后，刘神仙终于老实了，回到成都卖掉自己的房屋，改名刘钟伯企图隐藏起来。1955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从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57年2月12日，刘从云在保外就医时孤独病死，彻底结束了神棍的一生。其实，刘神仙还是有些本事的，只不过他野心太大，想用那些占卜算命的方式抢到四川军政大权，真当刘湘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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